陈志武教授《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商业、金融……为何生产率不能完全解释文明进化逻辑？如何衡量文明是进步或是倒退？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当下面临的一些社会现象？……
港大教授陈志武耗十数年研究并倾力撰写《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用风险与博弈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系统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陈志武教授这部具有宏大视野和学术突破性的著作。
作者：陈志武教授
陈志武教授，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席教授 (经济学)，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默顿·米勒奖得主。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等作品。
书摘
以下摘自本书引言部分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如何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 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到底是指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台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台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 GDP”论，成为只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 —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 —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在 2013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图 1所示，从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 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或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 1820年，大约为 600美元，至 19世纪末期回到 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 2000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台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或是 2000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唯一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台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啥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 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为啥会有如此“狂言”？其逻辑或是在于“生产率”这一度量人类进步的单一尺子！
在 1.1万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植物与动物年复一年重复耕种、饲养，即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 9000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在之后的 5000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 5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定居农耕肯定优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可是这个结论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弃游猎生活，仍然认为原始狩猎是上策！
戴蒙德谈道，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均身高明显下降，游猎时期女性平均身高为 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 1.53米！男人原来平均 1.75米，之后平均不到 1.65米！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之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 18~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一直关照，浇水施肥、防范害虫，然后才收割，一年到头天天忙碌。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者，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第二，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这说明，那些多增加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提升人均产出，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至今还没醒悟 —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 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 ·莫基尔（ Joel Mokyr）在解释为啥中西方从 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 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 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 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列举更多悖论了。人类为啥在过去 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 —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 是文明了，或是野蛮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台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个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 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平均有 600人死于凶杀， 也就是 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 ·艾斯内尔（ Manuel 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 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20世纪，每 10万人有 0.8人死于凶杀。在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 10万人有 1.5个左右死于暴力。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 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最极端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个。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 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 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 1.5场战争；到 18世纪， 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 0.7场战争；19世纪和 20世纪中，只有不到 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 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 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 10万人中大约有 524人死于战争；到 16世纪，这一数据降到 250人；到 20世纪，下降到 60人；而到 21世纪的前 8年，更是降至 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 99.94%！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的。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很难找到，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 19世纪 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 10万人中有 142人死于饥荒；到 20世纪 20年代，这一数据降到 82人；20世纪 70年代，降到 8.4人；2010—2016年，每年每 10万人中只有 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在一台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 99.65%！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极端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 1900年，全球有 12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 126万死于旱灾， 6000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 2019，全球 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 1900年灾害死亡人数的 1%，其中只有 77人死于旱灾。20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最后，可以从统治者面对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进展。一方面，对于 1000年前或更早的普通人暴力死亡数据，没有系统记录可用，但一些社会关于皇帝和国王的生平包括其如何离世的记录或是能找到的，因此，基于这个特殊群体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大致能看出文明化发展趋势，因为一般社会里老百姓面对的暴力风险与皇帝、国王的生命安全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也应当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是一台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艾斯内尔收集了公元 600—1800年间欧洲 45个王国、 1515个国王的离世方式数据， 以 1个世纪为基本时段计算其间国王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概率，他发现：公元 7世纪时，欧洲国王每年有 2.5%的概率死于非命；到 13世纪，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降到 0.85%；15世纪，这一概率降为 0.52%；到 18世纪，这一概率更是降至 0.19%。因此，欧洲在那 1200年间，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92.31%，这说明虽然那期间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可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程度上升了 12倍，靠暴力夺得统治权的占比越来越低（尽管那个时期，除 18世纪的英国外，欧洲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建起现代民主国家）。
笔者和林展对中国自汉代以来各皇帝的离世情况进行过量化研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 210—公元 1911年。由于其间多数时候中国总体是统一的，所以君主数量远少于欧洲（尽管时间跨度比艾斯内尔的样本几乎长 1倍），共有 127个政权、 729个皇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自汉代开始，一直上升，中间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北魏、隋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一年中有 7%的概率被人害死（比同期欧洲国王的 2.5%高出很多）；不过，自唐朝开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有所下降，到元朝、明朝上半叶，降到 3%左右；至 18—19世纪的清朝达到最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在 0.5%上下。所以，自唐初以来的 1300年间，尽管中国的生产率没有变化，但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 92.86%，这说明政治文明通过积累经验改良，或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当然，如果跟西欧比，或是差距明显。剑桥大学生物统计所把一年死亡概率超过 0.6%的场景定义为“大战场”（major combat zone），以此标准，到 15世纪欧洲王室就不再是“大战场”，而在中国，皇帝在朝廷内所面对的死亡风险历来远高于“大战场”，一直要到 18世纪，皇帝的安全才比“大战场”上的士兵好一点。
因此，到 1800年前，无论是地球上的普通人，或是身缠万贯的富豪，抑或头戴王冠的君主，人身安全都比几百年前，更比几千年前，高出许多倍。可是，这些文明化进步是生产率指标检测不到的。
➡风险催生暴力行为
要理解为啥人类暴力经历了长期下降、文明逐步战胜野蛮，我们先要认识暴力背后的驱动力，尤其是暴力行为（包括战争）跟风险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孟子曰：“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汉朝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写道：“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冲击……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两位哲人注意到一台共同的现象：收成不好的年份，民众会“不安分”，会被迫行暴行乱。孟子将这一点归咎于心态的变化，司马迁则关注旱灾战乱带给民众的饥荒。两条路径，殊途同归，指向同一结论：暴力冲突与灾害等风险事件有密切关系。
当代犯罪经济学的解释比孟子、司马迁更加具体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在 1968年的经典论文中谈道， 违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一些人会选择犯罪，其中收益和成本不只是物质的，也包括主观收益、机会成本和主观成本。如果是这样，个体暴力和群体战争行为都应该跟生存挑战，尤其跟灾害威胁有关，因为在风险威胁到生存时，不仅机会成本很低（活下去的机会不大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且任何收益可能都足以救命，主观价值极大，亦即，此时暴力的潜在收益会远大于机会成本，犯罪也值得，战争掠夺也可能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本书第一章介绍众多学者关于战争起源、平民起义、普通暴力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旱灾等自然灾害时常是主要导火索，验证了前述论断。其中，龚启圣和白营研究了从公元前 220年至公元 1839年间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汉族的量化历史， 发现旱灾时游牧民族生存艰难，他们攻打中原汉族的概率的确增加了很多，而涝灾时期则相反，游牧草原什么都能生长，此时攻打中原的主观收益极低而成本却不小，发动战争的概率会大大减少。
就国内暴力而言，贾瑞雪分析了 1470—1900年间中国 267个府的农民起义与气候灾害的关系， 也发现旱灾年份是关键，其间食物短缺、粮价大涨，生存受到挑战，因此暴动的机会成本大减，农民揭竿而起的概率会比平时高出很多，社会动乱也增多。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就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如果不是 17世纪初期旱灾不断，他的起义不可能多次绝处逢生。此外，在个体暴力层面，笔者和彭凯翔、朱礼军估算了 1661—1898年间清代中国的一般命案率， 分析表明：一旦一台地区出现灾害，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家庭纠纷等可能会相应增加，命案率也会显著上升。灾害风险显然是个体间暴力的起因之一。
风险事件催生暴力，在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是普遍规律。在美洲大陆，文明起落和气候风险关系密切。8世纪中期，玛雅文明所在的尤卡坦半岛遭遇持续干旱， 那时期墓葬的主人死亡年龄显然比以前年轻、营养也差，人口密度由从前的每平方公里 200人下降至 100人，而浮雕中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占比也有所上升，可见气候风险的影响有多么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学者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研究了人类暴力跟自然风险的关系，发现：一方面，人体对气温波动高度敏感，太热或太冷都会刺激个体情绪，甚至挑战生存，引发战争或一般暴力；另一方面，如果降雨量比平常减少（比如旱灾），会导致农业歉收，威胁生存，使个体间暴力（如打人、抢劫、犯罪、杀婴等）显著增加。
总之，不管是历史上或是当代，无论是中国或是世界其他地方，风险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结论非常稳健。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事前避险手段，或者风险发生时没有应对冲击的工具，于是在生存挑战下，一些个体被迫通过暴力求活路；反之，如果人类社会有了事前避险手段或事后应对工具，那就能切断风险到暴力之间的传导机制，使风险事件不再威胁个体与群体的生存，让暴力收益不再高于暴力成本，文明就能胜出。按照这一逻辑，前面谈到的过去几千年尤其近几个世纪人类一般暴力在持续下降、战争频率走低这一事实说明，除非自然风险的发生频率近几个世纪在下降（而更多证据表明的是相反趋势 ），否则，人类发明的风险应对手段应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或者在人类发明了垄断合法强制力的国家之后（第二章和第十一章），对暴力犯罪的惩治越来越严，使暴力越来越不“合算”，也可能是在建立国家秩序后，战争与防御能力得以加强，降低了入侵者的战争激励，提升了和平机会。
人类自一开始就受到自然风险的折磨，一场旱灾、一次瘟疫、一波地震，都可致众人于死地；即使到了农业社会，也面临“年有余而月不足”的挑战，一年粮食产量可能有余，但年中并非月月充足，青黄不接的月份里民众照样可能饿死。直到 18世纪中期，全球人均预期寿命还仅有 30岁，所以杜甫才会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工部诗 ·曲江二首》）的诗句。要想克服风险挑战、进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合作、互通有无，包括资源共享、风险互摊。可是，怎样使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避免卷款逃跑、虚假欺诈、恶意违约、频搭便车呢？这是人类自古一直希望解决的核心挑战，因为在所有人际关系中，让人最难放心的就是跨期承诺：一旦涉及跨期，只要兑现承诺、履行义务之前还有逃避的时间或空间，造假违约的机会就存在，信任就难以达到百分之百，连亲兄弟也不可掉以轻心。这就要求有规则和秩序，规范跨期承诺，强化跨期信任。本书中的各章节将阐明，在人类文明化历程中，从迷信的创立到仪式、礼节、婚约、家庭、宗族、族谱、宗祠、灵牌的发明，到宗教、教义、教规、礼拜、祷告的推出，到立法、司法、行政之国家体系的建立，再到保险、股票、债券、基金的发明，无不围绕规则和秩序，或为加强人际跨期互信与合作。我们会看到，虽然许多创举并不能提高生产率，但却改善了规则和秩序（ law and order），提升了人类跟风险博弈的胜算概率。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风险催生了文明，如果没有风险挑战，人类可能缺乏压力去创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风险应对力，也就难有文明化发展。
因而，在评估文明创新和其他历史变迁时，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这与孔子在《论语 ·季氏》中所言一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不应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要担心人少，而要提防民众的不安；财富分配平均，便无所谓贫穷；把未来风险规避好，民众无忧无虑了，就不在乎人多人少，社会就无混乱了。这跟投资理论中既强调回报又强调风险控制的逻辑也一致。在 1952年哈里 ·马科维茨（ Harry Markowitz）发表成名作之前，金融行业和投资者普遍只用“回报”这一指标度量投资安排的好坏，不顾风险高低，这跟只用“生产率”判断人类创举的价值一样。但在 1952年发表的论文中， 马科维茨强调必须将回报跟风险综合考虑：一种投资组合如果预期回报高但风险更高，未必最优；同样地，预期回报低但风险更低的投资组合，未必就不好。比如，市场上的无风险利率为 2%，投资组合 A的预期回报为 20%、风险波动率为 40%，而投资组合 B的预期回报为 15%、风险波动率只有 20%，如果只看回报，组合 A当然为优，但在综合考虑风险与回报后，显然组合 B更优。根据马科维茨的理论，如果一台投资组合是所有同样风险水平（均方差）的组合里预期回报最高的，它就是最优的。也就是说，针对每一项风险水平，有一台相应的最优组合，所以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力的不同，最优的投资组合也不同。马科维茨的理论不仅把投资决策数学模型化，开启了量化投资和金融业务数学化的新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什么是好的投资组合”的认知，也因为这些贡献，他在 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类似的调整，不应忽视人类为应对风险所做的创举，因为风险曾经是文明的最重要催化剂。图 3给出了不同“生产 —生活”组合所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风险”（或消费风险）。其中，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包括技术），而生活风险主要是消费风险，还包括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它们既受制于生产方式，又取决于社会组织形态、产出分配模式、人际合作方式、文化、制度、市场等因素。有了度量文明进程的这两个维度，我们将“有用知识”的定义进行延伸：只要是对提高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相应地，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 —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后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的技能。
一种创举如果能提高生产率但不增加消费风险，或者不降低生产率但能降低风险，那就是进步。图 3大致反映了人类几次大转型所带来的结果：A点代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率和生活风险；在进入定居农耕后，人类社会过渡到 B点（相当于周朝之前的中国），此时劳动生产率下降但生活风险下降得更多；之后，通过强化国家秩序、深化伦理规范和改善人际互助，人类社会从早期定居农耕的 B点过渡到农业社会晚期的 C点，在中国这大致是从周初至晚清的时段，其间生产率基本没变，但由于儒家礼制的巩固等，风险应对力提升，因此消费风险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义上，儒家礼制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化险性人力资本；而西欧从文艺复兴开始加快往理性和科学的方向探索，重点提升生产性人力资本，从而使工业革命在 18世纪末发生，带来生产率大跳跃，让西欧社会从 C点过渡到 D点，此时生产率提高，消费风险有所下降。随后的章节将具体解释几次转型背后的推手。
➡ 风险逼出文明
在本书中，“文明”有两个定义。作为名词的“文明”，指的是特定群体过去所做的一系列创新的集合体，这些创新给那个群体带来了生存秩序。也就是说，文明包括两项内涵 —“创新”和“秩序”，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比如：“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儒家文化、礼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团、经济、政治、技术等创新的集合，是过去陆续推出并被传承的众多创举的有机整体，这些创新作为整体建成中华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都是对某个群体或社会的创新集合体的概括性名称，也是由其建立的规则与秩序的统称。
而作为形容词的“文明”，则是暴力与野蛮的反义词。比如：“文明行为”是“暴力行为”“野蛮兽性”“弱肉强食”的对立面，指的是有教养、讲规矩、认道理、行礼仪的行为，“文明社会”即为“无序野蛮社会”的反面。按此义延伸，“文明化”则是“野蛮化”“暴力化”“未开化”的反面，与“规矩化”“秩序化”“和谐化”相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可能最早见于《易经 ·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富有内涵、表现光明；到 17世纪中后期的清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他说的“文明”不仅与“草味”，即“野”相对立、反映社会的造化程度，更重要的是点出在达到那个状态前需要一台过程，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动态的含义。在西方文献中，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人与美洲、非洲的原始社会广泛接触，建立殖民地，这些经历把两边的反差凸显出来，使欧洲人对“文明”的概念做了延伸，加入“先进”的生产方式、物质与文化的意思：殖民地社会被视为“不文明”，即落后；而殖民者则是“文明”，即先进。在 19世纪，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
文明的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贯穿其间的是“规矩与秩序”。基于此，前文把人类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的长期下降等同为文明化进步的具体表现。对于人类为啥在去野蛮化的道路上长久持续迈进，平克综述了几种发展趋势，每种趋势都带来文明化进步。一是“和平化过程”（paci.cation process），即人类从“无政府”部落社会过渡到定居农耕，并在距今 5000年前发明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 83.33%。二是“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这一台概念由诺贝特 ·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商业，开启了群体行为及个体心理的炼化历程，包括餐桌礼仪、服饰规矩、待人接物等，使人们更加鄙视野蛮粗暴，这个商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了 91.67%~98.04%。其他社会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文明化发展，中国早在周朝的《仪礼》、《礼记》和《周礼》中就对餐桌、服饰、待人接物等各类礼仪做了规范（见第五章）。三是“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主要体目前 17世纪、 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知识分子呼唤结束奴隶制、终结决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体与书籍渲染暴力。通过小说、绘画、广播、电视机、互联网等媒介的持续努力，到 19世纪、 20世纪，人们对血淋淋的残暴不再像以前那样麻木，而是不容忍。四是“长久和平”（long peace）趋势，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 WTO（世贸组织）及其前身 GATT（关贸总协定）等跨国组织的架构下，基于炮舰的世界无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世界进入战争频率与暴力死亡率双降的和平时期，该过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权革命”，重新界定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在第一章，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这些发展。
平克对文明化变迁的总结非常系统，让读者对人类的长久发展充满希望，但缺陷在于，这些有关文明进程的总结主要是描述现象，因为“和平化过程”“人道主义革命”“长久和平”显然是其他动因带来的结果，而非文明化“原动力”本身。“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来因为生存所迫，人性才被“污染”变坏、变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创举使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战争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即使人类在观念和认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蛮”的卑劣，一旦生存受到风险冲击，或是可能选择野与暴，将人道主义、文明从善、规矩秩序存放于书架上。那么更本源的文明化创举是指什么呢？
前文说过，虽然风险不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核心催化因素。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 风险是指可能损害个体福祉的不确定事件，例如生病、旱灾、战争、失业、失恋、情绪失控，而不确定性表目前风险的发生时间和冲击规模无法预知，比如农业产出的季节性波动是谁都知道的，但具体一年里的严重性不好预测。对农人而言，如果不存在健康风险或产出不确定性，那他们通常不会出现贫困，正是那些“意外的”大病开支或粮食歉收，才让他们陷入贫困、经历生存危机，甚至选择暴力犯罪。在人类早期，许多应对风险的创举要么还没发生，要么还发展不够，所以一旦出现“异常”事件，就可能把人逼上绝路。后来，随着各种创新的不断推出和深化，人类避险能力、赈灾救急以及缓和情绪冲击的手段不断完善，为文明从善奠定了长久基础，让文明化不再是“空中楼阁”。本书不能概括所有人类创举，而是聚焦几种代表性创新：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金融以及国家。
➡定居农业与文明的开始
与风险博弈是人类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挑战。从小的例子看，史学家史念海讲过一台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人偏爱临水而居，但不是紧挨河边，而是住在离河几百米的台地上。这不好理解，因为如果只是为生产率，亦即饮水用水，古代人应该选择紧挨河边、湖边居住，走几步路就能得到水，节省时间和体力。对此唯一的解释或是基于风险考虑：离河岸稍高稍远的地方，既省事饮水和农耕，又能防洪避灾（风险），做到收益和防风险两不误。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表明，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升，洪水风险威胁下降，晚期农人居住的台地也往河边靠近。
第二章谈到一台更神奇的发现，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区，发掘出两个考古遗址—苏伟密（ Shuwaymis）和聚巴（ Jubbah），共有超过 1400幅岩画，其中最早的岩画可追溯到公元前 8500年。考古人员注意到，在苏伟密的 273幅岩画中， 52幅有犬；在聚巴的 1131幅画中，131幅描绘了犬只。狗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岩画记录下来的这 100多只狗是主人的“战友”：在狩猎者捕猎中型或大型动物时，通常由狗群先往前冲，减少并控制猎物的速度与跑动范围，以省事主人用弓箭射击，同时保护主人，降低主人遇险的可能性；一旦射中，狗群就冲上去撕咬，磨灭猎物的反抗力。之前，原始人基本只能捕猎比自个小的动物，但在发明弓箭和驯化犬只之后，情况改变，他们既能捕猎比自个大的动物、提高生产率，也降低了狩猎风险，一举两得。
不过，研究者观察到：在苏伟密的岩画中，猎人带的狗群规模很大，通常有十几只；而在聚巴的岩画里，猎人一般只带两三只狗。这是为啥呢？答案在气候风险上：苏伟密的雨季很短、水源稀少，气温季节性强、风险高，所以当地人要在短短的雨季内猎获足够多的动物，也就是单次出猎的成功率必须很高，这就要求多用猎狗包抄；相比之下，聚巴人幸运得多，那里全年水源充足，动物出没不仅频繁，而且季节性波动不大，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去猎游，一次不成还有下次。换言之，两地的气候差别致使生活风险各异，结果是狩猎方式也不同，反映到岩画中，聚巴的画里只有 1/10有犬，画里主人带狗少，而苏伟密含犬的岩画占 1/5，猎人带多只狗。不考虑风险的挑战就难以解释这种差别。
那么，如何回答戴蒙德的提问 —农人生产率和身高都低于狩猎原始人，人类为何从 1万多年前开始陆续发明定居农耕，并且至今还没放弃错误呢？在 19世纪时，达尔文认为是由于农业产出（生产率）比狩猎采集更高；可是，根据戴蒙德综合的考古证据，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第二种解释认为：气候变暖催生农业，亦即农业都出目前最后一台冰川时期之后，地球平均气温升高，适宜农业生产。但事实上，在最后一台冰川时期，地球上不缺常年气温高的地方，并且数百年不变，可是之前并没有原始社会发明定居农耕。另一种解释说，是因为气候变得更加干燥，不利于游牧狩猎了。安德烈亚·马特兰加（ Andrea Matranga）认为，这些基于“变干”“变热”“变冷”等针对“平均气温”或“平均湿度”的解释都站不住脚，因为在农业之前的数万年里，地球上热、冷、干、湿的地方都有，但没催生出农业，而且历史地理证据表明：在农业诞生前后，安第斯山脉气候干冷，中国东部湿润温暖，北美东部潮湿阴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干燥炎热，也就是四种气候类型 —干冷、湿热、湿冷、干热—都没有妨碍这些地方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第二章介绍了马特兰加基于过去 2.2万年全球气候面板数据库的研究，他认为是气候风险的上升逼迫原始人定居下来，发明跨期储存技术（用陶罐储存）和驯化种植。大约两万年前，地轴倾斜度增大，导致各地的冬夏温差上升、跨季降水差增加。从此，在万物不长的冬季，原始人即使从一地迁徙到几十公里之外，也未必能找到食物，所以“靠天吃饭”的“狩猎采集”生活的风险大增，原始人必须尝试新技术：定居一地，驯化植物和动物，春夏秋生产食物，同时发明陶罐储藏食物过冬，也就是通过跨期储藏技术“驯服”风险，提升生存力。采用农业生产方式是气候风险所迫。
因此，农业虽然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却可强化风险应对力，在图 3中这相当于人类社会从 A点转至 B点。对许多人类社会而言，这是效用函数，即福利的提升（至少对于厌恶风险的社群如此）。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类定居下来之后，一方面各种储存器和技术，以及房产、土地等跨期保值资产被发明出来，另一方面跨期储存的剩余产出和资产又刺激出对规则与秩序（即文明）的要求，这就催生了私有制和国家等制度。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矩与秩序，就会经常发生偷盗抢劫、财产纠纷和暴力冲突，命案必然频发。一项研究在对 1267个社会做了对比分析后发现：由于谷物晒干后可长期储藏，而土豆等根茎作物则不能，因此生产谷物的农耕社会更需要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则和秩序，它们比种植易腐烂作物的社会更早发展出国家等跨区域的复杂治理结构。由此看到，风险催生定居农耕，后来定居农耕又刺激出文明。
➡迷信促进秩序，化解暴力
风险催生出了对文明秩序的需求，包括呼唤维护规则的国家组织，但是人类社会是否能或者如何建立国家、“供给”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这就需要其他创新。其实，每种人类创新一开始都是一台虚构的“故事”（.ction），因此每个文明都是一系列故事的累积，只不过这些故事不是任意编造的，也不一定经得起科学证实，而是在被发明者推出后，人们发现它们对改善生存“有用”、能带来正面价值，所以被保留。日积月累的“有用故事”足够多之后，当地社会就日益秩序井然，甚至物质也日益富足，于是那一堆“故事”的有机集合体就构成“文明”。文明的这个解读虽然听起来不严谨，却能帮助人们认清文明的逻辑。
迷信（ supernatural beliefs，superstition）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例子，都是虚构的故事。就像沿海地区，人们信奉海浪保护神“妈祖”，常去“天后庙”祭拜，但除了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神话故事外，无人能证明妈祖的客观存在。笔者小时候在湖南农村长大，常听大人吓唬：“如果做坏事，要被雷公打！”当然，人们见过雷电、听过雷声，确实有人曾被雷劈死，但没人见过雷公，更没人证实过“被雷劈”和“雷公 ”之间的关系。现代人可能对迷信不屑一顾（虽然第三章会表明，迷信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举足轻重），但迷信是人类对风险和不确定世界的一种反应，各文明差不多都以迷信为起点。李泽厚说，不管东方或是西方，起初的智人都先发明了“巫术”（迷信），然后从“巫”过渡到“史”与“礼”，再到基于理性的科学。在多数情况下，迷信不能改变现实，不影响客观存在，更不能提高生产率，然而却可以给个体带来安心、给社会带来秩序，进而规范个体、促使暴力下降。“迷信是一种方法。通过迷信，人类的某一台群体可以在不确定的环境里营造出一种生活是可预期的假象，借此安慰自个。”巫师就是掌握化险性人力资本的人，帮助人们化解部分心理风险。
当初人类社会要在聚落之上建立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树立并维护规则，以“供给”秩序，就碰到一台实际挑战：聚落首领和众人为啥会接受国家的权威，听其领导？而且如果张三通过暴力强行建立“张国”，为啥李四不能以更剧烈的暴力在其之上创建“李国”？所以，他们都要靠迷信建立正当性。如果说夏朝是中国疆域上第一台国家的话，那么其创始人—禹的统治合法性就是基于“大禹治水”的神话，说他快速解决了危害中原人半个世纪的水灾。在推翻夏、建立商朝后，汤作为创世帝王又需要虚构故事，否则难有合法性，所以就有“汤祷桑林”的神话，商汤解决了困扰中原人多年的大旱灾，非神莫属。汉朝之后，每位皇帝都有若干神迹和祥瑞。据《史记 ·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其他传统社会为了建立国家统治，也都曾虚构迷信故事。古埃及的法老、南美洲的印加帝王等，都说自个是太阳神之子或其代理人，欧洲国王也如此。日本皇帝叫“天皇”，也非凡人，是上天派来凡世的统治者。
这种故事可说服百姓，树立统治者的神圣性。迷信可以形成对违规者的威慑，降低王朝治理成本。通过迷信建立国家秩序后，暴力犯罪的成本增加，使犯罪不再“合算”。所以，如图 2所示：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有约 600人死于暴力凶杀；到建立了国家的农业社会后期，比如 14世纪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中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命案率则更低。由此看到，那些君主为神的迷信故事曾经推动人类向文明迈进。
迷信促进秩序、化解暴力的另一方式是通过强化道德规范，促进契约安全和产权秩序。当产权保护不足或存在契约纠纷时，时常会发生冲突，增加交易风险。在现代法治发展之前，各社会就借助迷信来解决契约安全问题。吉卜赛人有关于不洁的迷信，认为盗窃、抢劫等侵犯产权的行为都会使犯者不洁，而其他人接触不洁的人也会倒霉，于是大家都会嫌弃不洁的人，所以不借助暴力，吉卜赛社区也能减少偷盗抢劫的发生。在中国，迷信也是降低契约风险的重要工具，比如在订立合约时，写入“如有相违，人神共殛”“违约者被雷公劈死”等条款。这也是为啥伏尔泰说：“如果上帝确实不存在，那我们需要发明一台。”当然，前提是人们迷信巫术，信则灵。否则，传统社会的道德、产权和契约秩序会难以维持。
在微观层面，迷信对老百姓的身心稳定也甚为关<爱尬聊_百科知识大全>键。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个体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包括风水、八字、算命、吉日等迷信活动，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地方上有众多庙宇、神龛，让人们祭拜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健康多子、家庭和睦，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神供信奉，如雨神、水神、树神、畜神、虫神、天后、财神、车神等。在不同社会，祭拜方式和供祭物品各异。在中国，人们烧香、烧纸、供酒、供菜，也杀鸡、杀羊，甚至杀猪牛，以取悦鬼神。在墨西哥，当年的玛雅人祭祀活动频繁，节日、丰收、战争等都有祭祀仪式，他们认为人血是敬神的最好礼物，尤其是刚被杀掉之人的心脏和鲜血至高无上，最能讨得诸神欢心，所以信奉人祭。
迷信是早期智人的普遍发明，至今还无处不在，这是为啥？迷信真的是“信则灵”吗？这些都是第三章要重点讨论的内容，我们会看到，迷信虽然不一定能提升生产率，但是能通过影响人的意识，起到“信则灵”的心理保险作用，间接提升人的风险应对力，把人类带上文明之路。虽然在这个意义上，迷信对文明化发展有积极贡献，但它也带来了负面代价，包括阻碍理性进步、催生“猎巫”等愚昧暴力。
➡ 婚姻的起源与逻辑
在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历史中，既有跨区迁徙、定居农耕和发明储藏手段这样的技术创举，也有迷信“壮胆”“威慑”这样的心术，但这些都没涉及人际合作，没有发挥社会关系的避险潜力。过去数千年中，最突出的文明创举应该是围绕人际跨期合作的文化与制度建设。从逻辑上讲，在给定的物质产出与技术条件下，人际跨期交换也可以甚至更能优化人类生存处境，以有余补不足，以未来补今天，或者以今天补未来，所以如果有个体、群体或地区遭遇风险冲击或其他不幸，那些不受冲击的各方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可是，如何实现人际跨期交换，做到既避免失信、赖账和跑路，又不助长懒惰搭便车呢？今天有余者可以补当下不足者，但今后在前者短缺时，后者必须补回，或者无论如何，后者今后必须给予回报。这种跨期交换不一定是个体与个体间直接进行，也可以是通过中介以多对多的方式完成（如有余者将资源投放于放贷机构、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不足者与这些机构进行跨期交换，或者通过之后讲的家族、教会，实现成员间跨期互助，这些组织都被称为中介）。跨期承诺不难设计，却难在执行，因为如果没有机制惩罚欺诈违约、防范搭便车，就无人敢相信这种承诺。
婚姻和家庭是远古时期不同社会做出的回应，亦即借助姻亲网络和血亲网络解决信任问题：血缘关系与生俱来、永恒存在，永恒关系就是信任，而姻缘通过习俗、仪礼和伦理加以强化，也可成为终生难变的承诺关系。在第四章，我们具体讲解人类运用了哪些举措将姻亲做成几乎跟血亲同样牢固的人际关系，以及婚姻如何提升个体的风险应对力，而第五章则专门探讨家和宗族的风险互助功能。姻亲网络、血亲网络在形式和性质上就如同今天的俱乐部，但信任度和凝聚力更强，彼此“抱团取暖”，成员间的交换互助更加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制度和家秩序的演变发展在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强化了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推进了文明化。
从风险互助和利益互换角度看待婚姻，似乎没有温度，因为现代人倾向于将“婚姻”跟“爱情”“浪漫”联系在一起，甚至画上等号，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或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跟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彼此不兼容。爱情到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比如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中“我耕田来，你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所表达、强调的就是跨期互助。只是婚姻这个发明跟迷信相比，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有实在的生理和经济基础，比如性关系、婚后生子等。
一台具体实例来自马克 ·罗森茨魏希（ Mark Rosenzweig）跟合作者的研究，他们讲到一台有意思的现象：在印度农村，父母通常将女儿外嫁很远，尤其是收入低、农业产出不确定性高（即风险大）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让女儿外嫁到远方。为啥会这样呢？他们发现，这些印度家庭主要或是为了降低收入风险。对于农人，收入风险的空间性尤为突出：一村发生灾害，另一村未必同时遭遇同样的灾害；两村间的距离越远，两地降雨量和其他气候指标的相关性就越低，收入相关性也低。这些特征给农民跨地区分散风险提供了机会。可问题是，一方面传统社会没有发达的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越是相距甚远的村庄间，跨期互换的契约风险就越高。所以，就如同汉代中国的“和亲”策略一样， 印度农人在联姻中找到答案：通过女儿远嫁他乡建立跨期交换关系，尤其是女儿越多，可以往不同方向外嫁，以最大化联姻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两位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与远方村庄联姻的家庭受影响较小。婚姻的确可以提升人们的风险应对力，但前提是必须由长辈包办婚姻，年轻人不能有恋爱自由，因为婚姻不只是当事男女的事，两方的直亲和宗亲都在其中有“生老病死”风险保障的利益。
第四章除了讨论婚姻的化险价值，也重点回答了一台核心问题：婚姻关系也是一种人为跨期承诺，是指什么让此契约关系胜过一般契约，并且人类对其的信任程度仅次于血缘关系呢？答案在于各社会都花了大量精力，创新推出了各种针对婚姻的仪式、彩礼和迷信故事，众多伦理规则从多个维度加固婚姻关系，最大化“白头到老”的概率。在中国，儒家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还有女性“守分”“守节”的妇道规则，这些都是礼制三经典 —《仪礼》、《礼记》和《周礼》 —要求妻子遵守的，目的是让妻子不可忘记名分或违背婚约，使跨期承诺无比可靠。当全社会普遍遵守这些虚构故事时，建立于婚姻之上的秩序必然稳固，虽然传统婚姻规则多侧重压制妇女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代价极大，也未必能提高生产率，但换来了人们的生活安全。
➡家秩序的建立与化险性人力资本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只有所谓的“群婚”，也就是没有责任义务约束的松散两性关系，性关系混乱，所以没有“夫妻”“父亲”这样的概念，也难有今天意义上的“家庭”“家族”。到了原始社会晚期，特别是新石器早期，群婚逐步演化成一种多偶的“伙婚”制， 即一台女子对多个男子的“一妻多夫”制，男方对女方的责任义务逐步增多，女方对男方的专有关系时间渐渐加长。那时候，男子开始“从妻居”，在传承上子女不属于父亲世系，而归母系。由于人类发展到那一步还没建立足够的规则秩序（无文明），所以谈不上有牢靠和凝聚力强的家秩序。到了定居农耕时期，社会结构由母系向父系、婚姻关系由“一妻多夫”向“一夫多妻”转变，定居下来的人类由激励推演出规则，不仅将婚姻中的责任义务进一步明晰，而且努力为家秩序添砖加瓦。在中国，这相当于夏商和西周时期，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建立了早期国家形态，另一方面完成了向父系社会的转型，推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父系姓氏，创建了后人所称的“礼制”。
第五章会谈到，在各社会，家秩序的建立时间不同，其发展过程与完善程度各异。以中国为例，虽然《仪礼》、《礼记》和《周礼》等儒家经典是对周朝礼制的总结，说明家秩序近 3000年前就相当发达，但这套体系从孔子、孟子到汉代董仲舒、宋代程颐和朱熹、明代王阳明等，经过历朝历代无数儒家哲人与践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渗透到社会各角落，全面规范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到 19世纪的晚清和 20世纪的民国时期，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已经把每个人，不分男女或是老少，都牢牢地固定在家庭、宗族和社会结构中的一台位置上，终生不变。这样做当然使个人无自由选择、牺牲个体权利，但好处是使家庭内、宗族内甚至社会中的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降低了成员间的交易成本。
当然，这把我们带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儒家花了两千多年持续完善礼制，可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套体系真的有实际贡献吗？第五章和第十章会讲述：在功能上，宗族如同一台“内部金融市场”， 而礼制的目的是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以促成族亲间的风险分摊和资源共享，减少族内交换成本及跨期承诺的不确定性，最终是为了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风险应对力。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儒家礼制的深化发展，中国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应当逐步提升，暴力逐渐下降，社会秩序持续改善。第五章总结的多项量化历史研究对这些预测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儒家文化影响深、宗族发达的时期或地区，人们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强，农民在灾荒时期的暴动频率会更低、 人食人现象也更少，社会秩序井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儒家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增长，儒家影响深的地区，其人口密度更高。这印证了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安”。通过儒家宗族把未来风险规避好了，族人的忧患少了，社会混乱就必然少，此即儒家礼制对文明化的贡献。
第五章我们会讲，儒家追求的是社会和谐稳定、生活安定无忧（低消费风险），希望从图 3的 B点转向 C点，而研读经典和科举体制是实现儒家愿景的具体手段。也就是说，青少年花时间精力精通礼制经典，学会组建家秩序，掌握化解社会风险、生活风险和心理风险的能力，成为和谐社会的工程师，得到的也是“有用知识”，而不是莫基尔教授讲的“无用知识”， 只是文科经典提供的是化险性人力资本，非生产性人力资本。所以，研读文科专业也是投资人力资本。
➡ 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
家秩序是最为持久不衰的人类互助共同体，其次是组织严密的宗教社群，宗教对强化人类生存力也贡献很大。犹太教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6世纪，基督教起始于公元 1世纪，伊斯兰教在公元 7世纪创立，这些一神教和创立于公元前 5世纪的佛教至今还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权威学者爱弥尔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说：“宗教就是一组有关神圣事物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与实践将信众凝聚到一起，组成一台叫‘教会’的排他性道德社群。”家庭和宗族能长久持续，这很好理解，因为它们是基于血缘的共同体，但宗教是超越血缘的，是基于对“道德化神”（moralizing gods）的共同信仰，却也能持续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国家有兴衰但宗教能永恒，这本身就值得我们研究探讨，更何况如果离开宗教，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文明在过去两千年的演化历程。
那么在实效上，宗教对人类的贡献如何？作用方式又是指什么？前面说过，如果只从劳动生产率指标判断，宗教跟儒家一样，也没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不仅从轴心时代（即公元前 800年至前 200年）直到 18世纪末，全球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而且一些基于现代数据的研究还表明， 信教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更低。也就是说，宗教甚至对生产率呈负面作用。可是，就如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评估一样，一旦考虑风险化解能力，结论就不同了，因为宗教社群也是一台类似“内部金融市场”的跨期合作互助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互助，共同信仰和相关仪式规范成为强化教友间合作的信任基础。基督教的《圣经》讲得就很直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他（神耶和华）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旧约 ·申命记》 7∶11—15）。意思是说，只要你信上帝并坚守教规律例，那么物质短缺、不生不育、疾病缠身这些风险都不会跟你有关。
第六章介绍的实证研究也充分支持这一定位。古罗马公元 165年和 261年两场大瘟疫中基督徒的经历， 以及 19世纪传教士在清朝中国的赈灾救荒，都具体地展示了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拉杰夫 ·德赫贾（Rajeev Dehejia）等三位教授利用当代美国的数据， 分析了收入下降对信教家庭与非信教家庭的消费冲击差异，发现：逆境对信教家庭的冲击显著小于对普通家庭的冲击，信教的化险效果明显。一方面，教义可能淡化信徒对物质的追求，所以他们更在乎精神生活，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影响低；另一方面，教会为信徒提供应急救济，就跟中国历史上的佛寺一样，一旦百姓因受灾出现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情况，还能去寺里一避，得一碗粥、一席床，此外就是教友间的风险互助互救。也正是因为宗教可以提升信徒的风险应对力，所以生活风险本来就高的地区的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也多，信教人口占比会更高。20世纪 2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扩散也是基于此。
宗教作为有组织的信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晚，但在强化社会秩序、提升化险能力方面贡献突出，并且持续力旺盛。那么，宗教的化险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哪些教义、教规和组织技巧发挥了关键作用，背后的逻辑是指什么，以及教派竞争又带来哪些后果，等等，这些都是第六章分析和解答的问题。其中，高频率的祷告仪式、极高的信教成本、清晰的教友边界，都是关键的强化教会凝聚力、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组织方式，帮助减少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风险。虽然宗教在过去未必提高生产率，却通过协助个体化解风险、降低社会暴力，推动了文明化进程。
➡基督教排斥金融及反犹史
既然宗教能起到实质性避险效果，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不同宗教派
港大教授陈志武耗十数年研究并倾力撰写《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挑战经济学“唯生产率论”，引入理解文明的另一把尺子——“风险应对力”，用风险与博弈重新阐述文明与进化，系统解读人类社会的各种形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陈志武教授这部具有宏大视野和学术突破性的著作。
作者：陈志武教授
陈志武教授，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氏讲席教授 (经济学)，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默顿·米勒奖得主。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他担任学术总顾问的纪录片系列《华尔街》与《货币》，对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著有“金融的逻辑”系列、“财富的逻辑”系列、《24堂财富课：与女儿谈创业与创富》《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等作品。
书摘
以下摘自本书引言部分
数万年前的原始人，看到古怪又混乱的人类，如何也不会想到人类社会某一天会有秩序。可是，我们身处 21世纪，这一天就在眼前，所体验和看到的人类社会已井井有条，秩序在战胜混乱，文明在战胜野蛮。疑问可能也在于此：这个文明真实吗？看到古怪混乱的人类已被和平造化，如今有规有矩、协作互助，这足以表明一代代从前的人类肯定做对了什么创举。只是那些“什么”到底是指什么，仍然充满争议、有待回答。
在尝试评估文明变迁史的时候，我们总需要先做一台选择，就是如何度量“进步”和“倒退”：什么情况下文明可被称为“进步”，何时又“倒退”了？也就是说，需要一把评估尺子。一旦选好尺子，就可度量不同文明的进程，也可判断具体文明中每一创新的价值：有的创新带来增值，即“进步”；有的造成减值，即“倒退”。在现有文献中，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惯用的尺子是“生产率”（productivity），甚至只有“生产率”，其他指标都不重要。劳动生产率就是“生产率”的一种：一台人一年劳动下来，能有多少产出、多少收入。一种创举再好，如果不能提升“生产率”、没有抬高每年“人均产出”，即便能改进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人活得更安心，那也被看成无用之举、非进步之举。“唯生产率”准则应用到当今国家，就是“唯 GDP”论，成为只追求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政策的学理基础；而应用到历史分析中，在“唯生产率”史观下，人类发展通常被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阶段。本书的贡献是要纠正这种传统史观和文明观，也就是除了“生产率”，我们还要增加一把尺子—人类“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使我们能更完整地解读人类文明化进程。从本书中我们会看到，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 —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 —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生产率”这把尺子够用吗？
传统的“唯生产率”史观带出了一些著名悖论。在 2013年笔者与清华大学同人举办的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上，著名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教授称：“人类史上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 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所以，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这一件事值得研究，其他都是不太重要的细节。”此言一出，让在场老师和同学为之一震。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图 1所示，从公元前 1000年直到公元 1800年的近三千年里，世界上每年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动，其间虽然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并没改变劳动生产率长久不变之趋势。历史学家安格斯 ·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对全球人均收入的估算，结论也一致：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千年里，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克拉克强调，人类在 19世纪前的几万年里，一直没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或是回到原点。就这样，人类社会围绕同一生产率原点，无聊地重复波动着，没能走出陷阱。直到 180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美国、西欧国家率先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率不断上升，而其他国家则要么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挣扎，要么就走向持续衰败，西方和世界其他社会之间的大分流开启。
把“唯生产率”史观应用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基本一样：根据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人均收入大约为 450美元（以 1990年美元算），到清朝道光时的 1820年，大约为 600美元，至 19世纪末期回到 530美元，1950年落回原点—439美元！也就是说，依据劳动生产率这把尺子，至少从秦汉以来的 2000多年里，中国没进步过，甚至还有些许下降。虽然儒家秩序在其间不断完善巩固，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但那些努力没有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实质影响，因此是无用功！至于其间一台时段叫“汉朝”，另一些叫“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整个时段是一年或是 2000年之久，这些细节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些朝代不管叫什么，都没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不值一提。当然，这些判断很难让人接受，尤其是其间儒家文化的推进、宗族的细化完善、商业市场的扩展，甚至还有科举考试的普及等，即使这些创新与变迁没有提升生产率，那只能说明“生产率”不应该是评估人类创举之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判断文明进步的唯一准则，因为这些创举要么对文明化进程发挥过长久作用，要么还沿袭至今，长久的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种片面的分析框架必须改变。
以“生产率”研究文明发展史的另一台经典例子，是围绕人类为啥放弃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选择定居农耕的问题。历史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的著述很多，其中《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影响甚广。他在 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断言：“农业的发明是自从有人类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从这错误中走出来！”为啥会有如此“狂言”？其逻辑或是在于“生产率”这一度量人类进步的单一尺子！
在 1.1万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带（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首先放弃原始游猎生存方式，选择定居一地，通过驯化植物与动物年复一年重复耕种、饲养，即发明了农业。大约两千年后（距今 9000年前），中国的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在之后的 5000年里，墨西哥、秘鲁、北美东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 5个地方，也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定居农耕。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定居农耕肯定优于原始狩猎采集生活，可是这个结论在当时未必能看到，包括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族群不放弃游猎生活，仍然认为原始狩猎是上策！
戴蒙德谈道，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定居农耕后人均身高明显下降，游猎时期女性平均身高为 1.68米，定居农耕后反倒降为 1.53米！男人原来平均 1.75米，之后平均不到 1.65米！这说明人均物质消费，即收入下降了（原始社会时期，消费基本等于收入）。之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劳动强度增加了，原来只需要把自然生长的果子野菜摘下、把野生动物游猎到手，一周只需工作 18~20小时，即可满足消费。但定居农耕者要先花时间把土地整理好，播上种子，长苗后还要一直关照，浇水施肥、防范害虫，然后才收割，一年到头天天忙碌。所以，农耕者的劳动投入远高于原始狩猎者，工作强度大，这当然对身高不利。第二，单位劳动时间的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农耕人虽然劳动时间增多，但几千年来都没能走出温饱挑战，一直到工业革命后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这说明，那些多增加的劳动时间和强度并没提升人均产出，额外劳动似乎“白费了”，于是，身高不增反降！第三，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这也不利于长身高。道理在于，自然界能够被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远比自然生长的少，就像今天农业种植的粮食不外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家养动物也就是牛羊、鸡鸭、猪狗等，比大自然能供应的少很多，因此农耕社会的营养结构变得单调，身高潜力难以完全发挥。比如，今天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食物种类和食物量因收入增长而增加后，新一代的身高明显高于前辈们，就佐证了这个道理！
所以，单纯从生产率判断，定居农耕的发明似乎真的像戴蒙德所说，是人类犯下的最大错误，至今还没醒悟 —可是，这是片面分析方法导致的片面结论。
在现有历史研究中，也是出于“唯生产率”视角，学者将知识分为“有用”和“无用”， 进而延伸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人力资本。其中，那些对产出（生产率）有帮助的知识才“有用”，具备这种知识技能的人力资本才是“生产性”的。比如，科技、医疗、商业、法律等是有用知识，选修这些专业是获得生产性人力资本，而人文历史、儒家经典、宗教教义等由于不能提升生产率，所以是无用知识，学生不应选修这些专业，公司也不要雇用这些专业的员工。著名经济史学家乔尔 ·莫基尔（ Joel Mokyr）在解释为啥中西方从 18世纪末开始经济大分流时谈道：中国在汉朝选择“独尊儒术”，尤其从宋代拓广基于儒家经典的科举体系，激发草根学子将才华花在儒家经典这些“无用知识”上，得到的是“非生产性人力资本 ”，所以从宋代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不能出现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西欧从 12世纪开始兴办大学，先是培养律师，获得保障商业契约、改善行政管理的有用知识， 后来引导青年走上提升生产率的科技探索之路，让欧洲不断积累生产性人力资本，到 18世纪末爆发工业革命。单纯基于生产率这把尺子，对有用知识和生产性人力资本的定义当然会如此；但人文知识、儒家经典、宗教教义就真的“无用”，与其相关联的人力资本就无价值吗？
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列举更多悖论了。人类为啥在过去 1万多年里，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转为定居农耕，而且至今还保持定居生活？再者，人类过去几千年真的像克拉克教授说的那样，都是在浪费时间，只有工业革命才是带来人类进步的创新？如果只从生产率评估人类创新的价值，就无法解释过去做过的很多创举：迷信、婚姻、家庭、文化、宗教、国家等 —这些创举构成本书要谈的“文明”内涵。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会逐步看到，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 是文明了，或是野蛮了？
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台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个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系统汇集了众多历史学家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以大量数据展示出一幅与生产率变迁完全不同的图景：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再到当代，暴力频率和暴力死亡率都大幅下降，文明一直在渐渐战胜野蛮。图 2给出一般暴力（不包括战争）命案率的大致变化过程，其中，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平均有 600人死于凶杀， 也就是 0.6%的命案率。曼努埃尔 ·艾斯内尔（ Manuel Eisner）发现，到农业社会后期，命案率已经下降了很多，比如到 1300年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20世纪，每 10万人有 0.8人死于凶杀。在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人命案率为每 10万人有 1.5个左右死于暴力。也就是说，过去几千年里，人类的一般暴力命案率下降了 99.87%！如果命案只是各种一般暴力的最极端结果，并且每百次暴力事件以命案结束的概率分布基本不变，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把命案率的下降解读为一般暴力水平的总体下降，命案率低反映的是一般暴力水平低。据此，虽然工业革命前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多少变化，但一般暴力显著下降了，说明人类文明显然在进步，否则，现代人可能还会担心身后是否有人要攻击或谋杀自个。
其次，在有组织的暴力—战争和大屠杀—方面，历史数据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 2007年的一份综述报道中，《经济学人》杂志谈道，在原始社会时期，一年中 90%以上男人至少外出打仗一次， 25%~30%男人的生命会终于战争或其他暴力，而不是正常死亡。平克总结道，虽然早期战争缺乏系统数据，但在过去几百年，战争频率在显著下降：16世纪时，差不多年年都有两个或几个国家在相互作战，一年平均有 1.5场战争；到 18世纪， 80%的年份都有国与国在打仗，每年平均 0.7场战争；19世纪和 20世纪中，只有不到 20%的年份有主要国家在打仗，平均每年有 0.4场战争。从战争死亡率看， 原始社会时期，一年里每 10万人中大约有 524人死于战争；到 16世纪，这一数据降到 250人；到 20世纪，下降到 60人；而到 21世纪的前 8年，更是降至 0.3人。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战争死亡率下降了 99.94%！另外，大屠杀数据也呈直线下降。人类有组织的暴力显然是长期持续减少的。
再次，灾害风险造成的死亡率也在下降。这方面的远古数据很难找到，根据学者对近代数据的整理， 19世纪 70年代时，全球每年每 10万人中有 142人死于饥荒；到 20世纪 20年代，这一数据降到 82人；20世纪 70年代，降到 8.4人；2010—2016年，每年每 10万人中只有 0.5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在一台半世纪里，人类饥荒死亡率下降 99.65%！如果把旱灾、水灾、火山、地震、泥石流、极端温度等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统计，那么 1900年，全球有 12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其中 126万死于旱灾， 6000人死于异常气候等；而到 2019，全球 1.17万人死于各种灾害，不到 1900年灾害死亡人数的 1%，其中只有 77人死于旱灾。20当然，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但从中也可看到，用其他尺子度量人类进程之后，所反映的变迁跟单纯基于生产率的图景是多么的不同，而且这些死亡率指标更贴切地代表了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最后，可以从统治者面对的生命安全看文明化进展。一方面，对于 1000年前或更早的普通人暴力死亡数据，没有系统记录可用，但一些社会关于皇帝和国王的生平包括其如何离世的记录或是能找到的，因此，基于这个特殊群体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大致能看出文明化发展趋势，因为一般社会里老百姓面对的暴力风险与皇帝、国王的生命安全度具有一定正相关性，文明化程度高的社会里，不仅国民不用担心暴力威胁，君主也应当更能安逸度日。另一方面，君主生命风险的高低是一台社会制度文明建设的晴雨表，反映其最高权力的制衡和交接机制是否规则化和法治化。艾斯内尔收集了公元 600—1800年间欧洲 45个王国、 1515个国王的离世方式数据， 以 1个世纪为基本时段计算其间国王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概率，他发现：公元 7世纪时，欧洲国王每年有 2.5%的概率死于非命；到 13世纪，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降到 0.85%；15世纪，这一概率降为 0.52%；到 18世纪，这一概率更是降至 0.19%。因此，欧洲在那 1200年间，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92.31%，这说明虽然那期间劳动生产率没有变，可是政治制度的文明化程度上升了 12倍，靠暴力夺得统治权的占比越来越低（尽管那个时期，除 18世纪的英国外，欧洲其他地方都还没有建起现代民主国家）。
笔者和林展对中国自汉代以来各皇帝的离世情况进行过量化研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 210—公元 1911年。由于其间多数时候中国总体是统一的，所以君主数量远少于欧洲（尽管时间跨度比艾斯内尔的样本几乎长 1倍），共有 127个政权、 729个皇帝。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自汉代开始，一直上升，中间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北魏、隋朝时期达到顶峰，皇帝一年中有 7%的概率被人害死（比同期欧洲国王的 2.5%高出很多）；不过，自唐朝开始，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有所下降，到元朝、明朝上半叶，降到 3%左右；至 18—19世纪的清朝达到最低，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在 0.5%上下。所以，自唐初以来的 1300年间，尽管中国的生产率没有变化，但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下降了 92.86%，这说明政治文明通过积累经验改良，或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当然，如果跟西欧比，或是差距明显。剑桥大学生物统计所把一年死亡概率超过 0.6%的场景定义为“大战场”（major combat zone），以此标准，到 15世纪欧洲王室就不再是“大战场”，而在中国，皇帝在朝廷内所面对的死亡风险历来远高于“大战场”，一直要到 18世纪，皇帝的安全才比“大战场”上的士兵好一点。
因此，到 1800年前，无论是地球上的普通人，或是身缠万贯的富豪，抑或头戴王冠的君主，人身安全都比几百年前，更比几千年前，高出许多倍。可是，这些文明化进步是生产率指标检测不到的。
➡风险催生暴力行为
要理解为啥人类暴力经历了长期下降、文明逐步战胜野蛮，我们先要认识暴力背后的驱动力，尤其是暴力行为（包括战争）跟风险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孟子曰：“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汉朝司马迁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写道：“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冲击……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两位哲人注意到一台共同的现象：收成不好的年份，民众会“不安分”，会被迫行暴行乱。孟子将这一点归咎于心态的变化，司马迁则关注旱灾战乱带给民众的饥荒。两条路径，殊途同归，指向同一结论：暴力冲突与灾害等风险事件有密切关系。
当代犯罪经济学的解释比孟子、司马迁更加具体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在 1968年的经典论文中谈道， 违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一些人会选择犯罪，其中收益和成本不只是物质的，也包括主观收益、机会成本和主观成本。如果是这样，个体暴力和群体战争行为都应该跟生存挑战，尤其跟灾害威胁有关，因为在风险威胁到生存时，不仅机会成本很低（活下去的机会不大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且任何收益可能都足以救命，主观价值极大，亦即，此时暴力的潜在收益会远大于机会成本，犯罪也值得，战争掠夺也可能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本书第一章介绍众多学者关于战争起源、平民起义、普通暴力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旱灾等自然灾害时常是主要导火索，验证了前述论断。其中，龚启圣和白营研究了从公元前 220年至公元 1839年间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汉族的量化历史， 发现旱灾时游牧民族生存艰难，他们攻打中原汉族的概率的确增加了很多，而涝灾时期则相反，游牧草原什么都能生长，此时攻打中原的主观收益极低而成本却不小，发动战争的概率会大大减少。
就国内暴力而言，贾瑞雪分析了 1470—1900年间中国 267个府的农民起义与气候灾害的关系， 也发现旱灾年份是关键，其间食物短缺、粮价大涨，生存受到挑战，因此暴动的机会成本大减，农民揭竿而起的概率会比平时高出很多，社会动乱也增多。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就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如果不是 17世纪初期旱灾不断，他的起义不可能多次绝处逢生。此外，在个体暴力层面，笔者和彭凯翔、朱礼军估算了 1661—1898年间清代中国的一般命案率， 分析表明：一旦一台地区出现灾害，债务纠纷、土地纠纷、家庭纠纷等可能会相应增加，命案率也会显著上升。灾害风险显然是个体间暴力的起因之一。
风险事件催生暴力，在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是普遍规律。在美洲大陆，文明起落和气候风险关系密切。8世纪中期，玛雅文明所在的尤卡坦半岛遭遇持续干旱， 那时期墓葬的主人死亡年龄显然比以前年轻、营养也差，人口密度由从前的每平方公里 200人下降至 100人，而浮雕中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占比也有所上升，可见气候风险的影响有多么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学者基于世界各国的数据，研究了人类暴力跟自然风险的关系，发现：一方面，人体对气温波动高度敏感，太热或太冷都会刺激个体情绪，甚至挑战生存，引发战争或一般暴力；另一方面，如果降雨量比平常减少（比如旱灾），会导致农业歉收，威胁生存，使个体间暴力（如打人、抢劫、犯罪、杀婴等）显著增加。
总之，不管是历史上或是当代，无论是中国或是世界其他地方，风险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结论非常稳健。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事前避险手段，或者风险发生时没有应对冲击的工具，于是在生存挑战下，一些个体被迫通过暴力求活路；反之，如果人类社会有了事前避险手段或事后应对工具，那就能切断风险到暴力之间的传导机制，使风险事件不再威胁个体与群体的生存，让暴力收益不再高于暴力成本，文明就能胜出。按照这一逻辑，前面谈到的过去几千年尤其近几个世纪人类一般暴力在持续下降、战争频率走低这一事实说明，除非自然风险的发生频率近几个世纪在下降（而更多证据表明的是相反趋势 ），否则，人类发明的风险应对手段应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或者在人类发明了垄断合法强制力的国家之后（第二章和第十一章），对暴力犯罪的惩治越来越严，使暴力越来越不“合算”，也可能是在建立国家秩序后，战争与防御能力得以加强，降低了入侵者的战争激励，提升了和平机会。
人类自一开始就受到自然风险的折磨，一场旱灾、一次瘟疫、一波地震，都可致众人于死地；即使到了农业社会，也面临“年有余而月不足”的挑战，一年粮食产量可能有余，但年中并非月月充足，青黄不接的月份里民众照样可能饿死。直到 18世纪中期，全球人均预期寿命还仅有 30岁，所以杜甫才会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工部诗 ·曲江二首》）的诗句。要想克服风险挑战、进而降低暴力，一方面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合作、互通有无，包括资源共享、风险互摊。可是，怎样使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避免卷款逃跑、虚假欺诈、恶意违约、频搭便车呢？这是人类自古一直希望解决的核心挑战，因为在所有人际关系中，让人最难放心的就是跨期承诺：一旦涉及跨期，只要兑现承诺、履行义务之前还有逃避的时间或空间，造假违约的机会就存在，信任就难以达到百分之百，连亲兄弟也不可掉以轻心。这就要求有规则和秩序，规范跨期承诺，强化跨期信任。本书中的各章节将阐明，在人类文明化历程中，从迷信的创立到仪式、礼节、婚约、家庭、宗族、族谱、宗祠、灵牌的发明，到宗教、教义、教规、礼拜、祷告的推出，到立法、司法、行政之国家体系的建立，再到保险、股票、债券、基金的发明，无不围绕规则和秩序，或为加强人际跨期互信与合作。我们会看到，虽然许多创举并不能提高生产率，但却改善了规则和秩序（ law and order），提升了人类跟风险博弈的胜算概率。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风险催生了文明，如果没有风险挑战，人类可能缺乏压力去创新以建立合作秩序、提升大家的风险应对力，也就难有文明化发展。
因而，在评估文明创新和其他历史变迁时，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这与孔子在《论语 ·季氏》中所言一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不应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要担心人少，而要提防民众的不安；财富分配平均，便无所谓贫穷；把未来风险规避好，民众无忧无虑了，就不在乎人多人少，社会就无混乱了。这跟投资理论中既强调回报又强调风险控制的逻辑也一致。在 1952年哈里 ·马科维茨（ Harry Markowitz）发表成名作之前，金融行业和投资者普遍只用“回报”这一指标度量投资安排的好坏，不顾风险高低，这跟只用“生产率”判断人类创举的价值一样。但在 1952年发表的论文中， 马科维茨强调必须将回报跟风险综合考虑：一种投资组合如果预期回报高但风险更高，未必最优；同样地，预期回报低但风险更低的投资组合，未必就不好。比如，市场上的无风险利率为 2%，投资组合 A的预期回报为 20%、风险波动率为 40%，而投资组合 B的预期回报为 15%、风险波动率只有 20%，如果只看回报，组合 A当然为优，但在综合考虑风险与回报后，显然组合 B更优。根据马科维茨的理论，如果一台投资组合是所有同样风险水平（均方差）的组合里预期回报最高的，它就是最优的。也就是说，针对每一项风险水平，有一台相应的最优组合，所以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力的不同，最优的投资组合也不同。马科维茨的理论不仅把投资决策数学模型化，开启了量化投资和金融业务数学化的新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什么是好的投资组合”的认知，也因为这些贡献，他在 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类似的调整，不应忽视人类为应对风险所做的创举，因为风险曾经是文明的最重要催化剂。图 3给出了不同“生产 —生活”组合所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风险”（或消费风险）。其中，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包括技术），而生活风险主要是消费风险，还包括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它们既受制于生产方式，又取决于社会组织形态、产出分配模式、人际合作方式、文化、制度、市场等因素。有了度量文明进程的这两个维度，我们将“有用知识”的定义进行延伸：只要是对提高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相应地，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 —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 human capital），后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的技能。
一种创举如果能提高生产率但不增加消费风险，或者不降低生产率但能降低风险，那就是进步。图 3大致反映了人类几次大转型所带来的结果：A点代表原始社会时期的生产率和生活风险；在进入定居农耕后，人类社会过渡到 B点（相当于周朝之前的中国），此时劳动生产率下降但生活风险下降得更多；之后，通过强化国家秩序、深化伦理规范和改善人际互助，人类社会从早期定居农耕的 B点过渡到农业社会晚期的 C点，在中国这大致是从周初至晚清的时段，其间生产率基本没变，但由于儒家礼制的巩固等，风险应对力提升，因此消费风险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义上，儒家礼制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化险性人力资本；而西欧从文艺复兴开始加快往理性和科学的方向探索，重点提升生产性人力资本，从而使工业革命在 18世纪末发生，带来生产率大跳跃，让西欧社会从 C点过渡到 D点，此时生产率提高，消费风险有所下降。随后的章节将具体解释几次转型背后的推手。
➡ 风险逼出文明
在本书中，“文明”有两个定义。作为名词的“文明”，指的是特定群体过去所做的一系列创新的集合体，这些创新给那个群体带来了生存秩序。也就是说，文明包括两项内涵 —“创新”和“秩序”，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比如：“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儒家文化、礼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团、经济、政治、技术等创新的集合，是过去陆续推出并被传承的众多创举的有机整体，这些创新作为整体建成中华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玛雅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等，都是对某个群体或社会的创新集合体的概括性名称，也是由其建立的规则与秩序的统称。
而作为形容词的“文明”，则是暴力与野蛮的反义词。比如：“文明行为”是“暴力行为”“野蛮兽性”“弱肉强食”的对立面，指的是有教养、讲规矩、认道理、行礼仪的行为，“文明社会”即为“无序野蛮社会”的反面。按此义延伸，“文明化”则是“野蛮化”“暴力化”“未开化”的反面，与“规矩化”“秩序化”“和谐化”相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可能最早见于《易经 ·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富有内涵、表现光明；到 17世纪中后期的清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他说的“文明”不仅与“草味”，即“野”相对立、反映社会的造化程度，更重要的是点出在达到那个状态前需要一台过程，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动态的含义。在西方文献中，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人与美洲、非洲的原始社会广泛接触，建立殖民地，这些经历把两边的反差凸显出来，使欧洲人对“文明”的概念做了延伸，加入“先进”的生产方式、物质与文化的意思：殖民地社会被视为“不文明”，即落后；而殖民者则是“文明”，即先进。在 19世纪，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
文明的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贯穿其间的是“规矩与秩序”。基于此，前文把人类个体暴力和群体暴力的长期下降等同为文明化进步的具体表现。对于人类为啥在去野蛮化的道路上长久持续迈进，平克综述了几种发展趋势，每种趋势都带来文明化进步。一是“和平化过程”（paci.cation process），即人类从“无政府”部落社会过渡到定居农耕，并在距今 5000年前发明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 83.33%。二是“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这一台概念由诺贝特 ·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商业，开启了群体行为及个体心理的炼化历程，包括餐桌礼仪、服饰规矩、待人接物等，使人们更加鄙视野蛮粗暴，这个商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了 91.67%~98.04%。其他社会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文明化发展，中国早在周朝的《仪礼》、《礼记》和《周礼》中就对餐桌、服饰、待人接物等各类礼仪做了规范（见第五章）。三是“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主要体目前 17世纪、 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知识分子呼唤结束奴隶制、终结决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体与书籍渲染暴力。通过小说、绘画、广播、电视机、互联网等媒介的持续努力，到 19世纪、 20世纪，人们对血淋淋的残暴不再像以前那样麻木，而是不容忍。四是“长久和平”（long peace）趋势，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 WTO（世贸组织）及其前身 GATT（关贸总协定）等跨国组织的架构下，基于炮舰的世界无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世界进入战争频率与暴力死亡率双降的和平时期，该过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权革命”，重新界定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在第一章，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这些发展。
平克对文明化变迁的总结非常系统，让读者对人类的长久发展充满希望，但缺陷在于，这些有关文明进程的总结主要是描述现象，因为“和平化过程”“人道主义革命”“长久和平”显然是其他动因带来的结果，而非文明化“原动力”本身。“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来因为生存所迫，人性才被“污染”变坏、变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创举使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战争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即使人类在观念和认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蛮”的卑劣，一旦生存受到风险冲击，或是可能选择野与暴，将人道主义、文明从善、规矩秩序存放于书架上。那么更本源的文明化创举是指什么呢？
前文说过，虽然风险不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核心催化因素。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 风险是指可能损害个体福祉的不确定事件，例如生病、旱灾、战争、失业、失恋、情绪失控，而不确定性表目前风险的发生时间和冲击规模无法预知，比如农业产出的季节性波动是谁都知道的，但具体一年里的严重性不好预测。对农人而言，如果不存在健康风险或产出不确定性，那他们通常不会出现贫困，正是那些“意外的”大病开支或粮食歉收，才让他们陷入贫困、经历生存危机，甚至选择暴力犯罪。在人类早期，许多应对风险的创举要么还没发生，要么还发展不够，所以一旦出现“异常”事件，就可能把人逼上绝路。后来，随着各种创新的不断推出和深化，人类避险能力、赈灾救急以及缓和情绪冲击的手段不断完善，为文明从善奠定了长久基础，让文明化不再是“空中楼阁”。本书不能概括所有人类创举，而是聚焦几种代表性创新：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金融以及国家。
➡定居农业与文明的开始
与风险博弈是人类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挑战。从小的例子看，史学家史念海讲过一台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人偏爱临水而居，但不是紧挨河边，而是住在离河几百米的台地上。这不好理解，因为如果只是为生产率，亦即饮水用水，古代人应该选择紧挨河边、湖边居住，走几步路就能得到水，节省时间和体力。对此唯一的解释或是基于风险考虑：离河岸稍高稍远的地方，既省事饮水和农耕，又能防洪避灾（风险），做到收益和防风险两不误。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表明，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升，洪水风险威胁下降，晚期农人居住的台地也往河边靠近。
第二章谈到一台更神奇的发现，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区，发掘出两个考古遗址—苏伟密（ Shuwaymis）和聚巴（ Jubbah），共有超过 1400幅岩画，其中最早的岩画可追溯到公元前 8500年。考古人员注意到，在苏伟密的 273幅岩画中， 52幅有犬；在聚巴的 1131幅画中，131幅描绘了犬只。狗是最早被驯化的动物，岩画记录下来的这 100多只狗是主人的“战友”：在狩猎者捕猎中型或大型动物时，通常由狗群先往前冲，减少并控制猎物的速度与跑动范围，以省事主人用弓箭射击，同时保护主人，降低主人遇险的可能性；一旦射中，狗群就冲上去撕咬，磨灭猎物的反抗力。之前，原始人基本只能捕猎比自个小的动物，但在发明弓箭和驯化犬只之后，情况改变，他们既能捕猎比自个大的动物、提高生产率，也降低了狩猎风险，一举两得。
不过，研究者观察到：在苏伟密的岩画中，猎人带的狗群规模很大，通常有十几只；而在聚巴的岩画里，猎人一般只带两三只狗。这是为啥呢？答案在气候风险上：苏伟密的雨季很短、水源稀少，气温季节性强、风险高，所以当地人要在短短的雨季内猎获足够多的动物，也就是单次出猎的成功率必须很高，这就要求多用猎狗包抄；相比之下，聚巴人幸运得多，那里全年水源充足，动物出没不仅频繁，而且季节性波动不大，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去猎游，一次不成还有下次。换言之，两地的气候差别致使生活风险各异，结果是狩猎方式也不同，反映到岩画中，聚巴的画里只有 1/10有犬，画里主人带狗少，而苏伟密含犬的岩画占 1/5，猎人带多只狗。不考虑风险的挑战就难以解释这种差别。
那么，如何回答戴蒙德的提问 —农人生产率和身高都低于狩猎原始人，人类为何从 1万多年前开始陆续发明定居农耕，并且至今还没放弃错误呢？在 19世纪时，达尔文认为是由于农业产出（生产率）比狩猎采集更高；可是，根据戴蒙德综合的考古证据，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第二种解释认为：气候变暖催生农业，亦即农业都出目前最后一台冰川时期之后，地球平均气温升高，适宜农业生产。但事实上，在最后一台冰川时期，地球上不缺常年气温高的地方，并且数百年不变，可是之前并没有原始社会发明定居农耕。另一种解释说，是因为气候变得更加干燥，不利于游牧狩猎了。安德烈亚·马特兰加（ Andrea Matranga）认为，这些基于“变干”“变热”“变冷”等针对“平均气温”或“平均湿度”的解释都站不住脚，因为在农业之前的数万年里，地球上热、冷、干、湿的地方都有，但没催生出农业，而且历史地理证据表明：在农业诞生前后，安第斯山脉气候干冷，中国东部湿润温暖，北美东部潮湿阴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干燥炎热，也就是四种气候类型 —干冷、湿热、湿冷、干热—都没有妨碍这些地方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第二章介绍了马特兰加基于过去 2.2万年全球气候面板数据库的研究，他认为是气候风险的上升逼迫原始人定居下来，发明跨期储存技术（用陶罐储存）和驯化种植。大约两万年前，地轴倾斜度增大，导致各地的冬夏温差上升、跨季降水差增加。从此，在万物不长的冬季，原始人即使从一地迁徙到几十公里之外，也未必能找到食物，所以“靠天吃饭”的“狩猎采集”生活的风险大增，原始人必须尝试新技术：定居一地，驯化植物和动物，春夏秋生产食物，同时发明陶罐储藏食物过冬，也就是通过跨期储藏技术“驯服”风险，提升生存力。采用农业生产方式是气候风险所迫。
因此，农业虽然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却可强化风险应对力，在图 3中这相当于人类社会从 A点转至 B点。对许多人类社会而言，这是效用函数，即福利的提升（至少对于厌恶风险的社群如此）。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类定居下来之后，一方面各种储存器和技术，以及房产、土地等跨期保值资产被发明出来，另一方面跨期储存的剩余产出和资产又刺激出对规则与秩序（即文明）的要求，这就催生了私有制和国家等制度。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矩与秩序，就会经常发生偷盗抢劫、财产纠纷和暴力冲突，命案必然频发。一项研究在对 1267个社会做了对比分析后发现：由于谷物晒干后可长期储藏，而土豆等根茎作物则不能，因此生产谷物的农耕社会更需要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则和秩序，它们比种植易腐烂作物的社会更早发展出国家等跨区域的复杂治理结构。由此看到，风险催生定居农耕，后来定居农耕又刺激出文明。
➡迷信促进秩序，化解暴力
风险催生出了对文明秩序的需求，包括呼唤维护规则的国家组织，但是人类社会是否能或者如何建立国家、“供给”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这就需要其他创新。其实，每种人类创新一开始都是一台虚构的“故事”（.ction），因此每个文明都是一系列故事的累积，只不过这些故事不是任意编造的，也不一定经得起科学证实，而是在被发明者推出后，人们发现它们对改善生存“有用”、能带来正面价值，所以被保留。日积月累的“有用故事”足够多之后，当地社会就日益秩序井然，甚至物质也日益富足，于是那一堆“故事”的有机集合体就构成“文明”。文明的这个解读虽然听起来不严谨，却能帮助人们认清文明的逻辑。
迷信（ supernatural beliefs，superstition）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例子，都是虚构的故事。就像沿海地区，人们信奉海浪保护神“妈祖”，常去“天后庙”祭拜，但除了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神话故事外，无人能证明妈祖的客观存在。笔者小时候在湖南农村长大，常听大人吓唬：“如果做坏事，要被雷公打！”当然，人们见过雷电、听过雷声，确实有人曾被雷劈死，但没人见过雷公，更没人证实过“被雷劈”和“雷公 ”之间的关系。现代人可能对迷信不屑一顾（虽然第三章会表明，迷信对现代人的生活仍然举足轻重），但迷信是人类对风险和不确定世界的一种反应，各文明差不多都以迷信为起点。李泽厚说，不管东方或是西方，起初的智人都先发明了“巫术”（迷信），然后从“巫”过渡到“史”与“礼”，再到基于理性的科学。在多数情况下，迷信不能改变现实，不影响客观存在，更不能提高生产率，然而却可以给个体带来安心、给社会带来秩序，进而规范个体、促使暴力下降。“迷信是一种方法。通过迷信，人类的某一台群体可以在不确定的环境里营造出一种生活是可预期的假象，借此安慰自个。”巫师就是掌握化险性人力资本的人，帮助人们化解部分心理风险。
当初人类社会要在聚落之上建立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树立并维护规则，以“供给”秩序，就碰到一台实际挑战：聚落首领和众人为啥会接受国家的权威，听其领导？而且如果张三通过暴力强行建立“张国”，为啥李四不能以更剧烈的暴力在其之上创建“李国”？所以，他们都要靠迷信建立正当性。如果说夏朝是中国疆域上第一台国家的话，那么其创始人—禹的统治合法性就是基于“大禹治水”的神话，说他快速解决了危害中原人半个世纪的水灾。在推翻夏、建立商朝后，汤作为创世帝王又需要虚构故事，否则难有合法性，所以就有“汤祷桑林”的神话，商汤解决了困扰中原人多年的大旱灾，非神莫属。汉朝之后，每位皇帝都有若干神迹和祥瑞。据《史记 ·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其他传统社会为了建立国家统治，也都曾虚构迷信故事。古埃及的法老、南美洲的印加帝王等，都说自个是太阳神之子或其代理人，欧洲国王也如此。日本皇帝叫“天皇”，也非凡人，是上天派来凡世的统治者。
这种故事可说服百姓，树立统治者的神圣性。迷信可以形成对违规者的威慑，降低王朝治理成本。通过迷信建立国家秩序后，暴力犯罪的成本增加，使犯罪不再“合算”。所以，如图 2所示：在还没建立国家形态的原始社会，每年每 10万人中有约 600人死于暴力凶杀；到建立了国家的农业社会后期，比如 14世纪的西欧，命案率下降到每 10万人中有 31人死于凶杀；到 18世纪的清朝中国，普通命案率则更低。由此看到，那些君主为神的迷信故事曾经推动人类向文明迈进。
迷信促进秩序、化解暴力的另一方式是通过强化道德规范，促进契约安全和产权秩序。当产权保护不足或存在契约纠纷时，时常会发生冲突，增加交易风险。在现代法治发展之前，各社会就借助迷信来解决契约安全问题。吉卜赛人有关于不洁的迷信，认为盗窃、抢劫等侵犯产权的行为都会使犯者不洁，而其他人接触不洁的人也会倒霉，于是大家都会嫌弃不洁的人，所以不借助暴力，吉卜赛社区也能减少偷盗抢劫的发生。在中国，迷信也是降低契约风险的重要工具，比如在订立合约时，写入“如有相违，人神共殛”“违约者被雷公劈死”等条款。这也是为啥伏尔泰说：“如果上帝确实不存在，那我们需要发明一台。”当然，前提是人们迷信巫术，信则灵。否则，传统社会的道德、产权和契约秩序会难以维持。
在微观层面，迷信对老百姓的身心稳定也甚为关<爱尬聊_百科知识大全>键。风险与不确定性在个体生活中无处不在，所以包括风水、八字、算命、吉日等迷信活动，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地方上有众多庙宇、神龛，让人们祭拜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健康多子、家庭和睦，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神供信奉，如雨神、水神、树神、畜神、虫神、天后、财神、车神等。在不同社会，祭拜方式和供祭物品各异。在中国，人们烧香、烧纸、供酒、供菜，也杀鸡、杀羊，甚至杀猪牛，以取悦鬼神。在墨西哥，当年的玛雅人祭祀活动频繁，节日、丰收、战争等都有祭祀仪式，他们认为人血是敬神的最好礼物，尤其是刚被杀掉之人的心脏和鲜血至高无上，最能讨得诸神欢心，所以信奉人祭。
迷信是早期智人的普遍发明，至今还无处不在，这是为啥？迷信真的是“信则灵”吗？这些都是第三章要重点讨论的内容，我们会看到，迷信虽然不一定能提升生产率，但是能通过影响人的意识，起到“信则灵”的心理保险作用，间接提升人的风险应对力，把人类带上文明之路。虽然在这个意义上，迷信对文明化发展有积极贡献，但它也带来了负面代价，包括阻碍理性进步、催生“猎巫”等愚昧暴力。
➡ 婚姻的起源与逻辑
在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历史中，既有跨区迁徙、定居农耕和发明储藏手段这样的技术创举，也有迷信“壮胆”“威慑”这样的心术，但这些都没涉及人际合作，没有发挥社会关系的避险潜力。过去数千年中，最突出的文明创举应该是围绕人际跨期合作的文化与制度建设。从逻辑上讲，在给定的物质产出与技术条件下，人际跨期交换也可以甚至更能优化人类生存处境，以有余补不足，以未来补今天，或者以今天补未来，所以如果有个体、群体或地区遭遇风险冲击或其他不幸，那些不受冲击的各方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
可是，如何实现人际跨期交换，做到既避免失信、赖账和跑路，又不助长懒惰搭便车呢？今天有余者可以补当下不足者，但今后在前者短缺时，后者必须补回，或者无论如何，后者今后必须给予回报。这种跨期交换不一定是个体与个体间直接进行，也可以是通过中介以多对多的方式完成（如有余者将资源投放于放贷机构、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不足者与这些机构进行跨期交换，或者通过之后讲的家族、教会，实现成员间跨期互助，这些组织都被称为中介）。跨期承诺不难设计，却难在执行，因为如果没有机制惩罚欺诈违约、防范搭便车，就无人敢相信这种承诺。
婚姻和家庭是远古时期不同社会做出的回应，亦即借助姻亲网络和血亲网络解决信任问题：血缘关系与生俱来、永恒存在，永恒关系就是信任，而姻缘通过习俗、仪礼和伦理加以强化，也可成为终生难变的承诺关系。在第四章，我们具体讲解人类运用了哪些举措将姻亲做成几乎跟血亲同样牢固的人际关系，以及婚姻如何提升个体的风险应对力，而第五章则专门探讨家和宗族的风险互助功能。姻亲网络、血亲网络在形式和性质上就如同今天的俱乐部，但信任度和凝聚力更强，彼此“抱团取暖”，成员间的交换互助更加可靠。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制度和家秩序的演变发展在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强化了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推进了文明化。
从风险互助和利益互换角度看待婚姻，似乎没有温度，因为现代人倾向于将“婚姻”跟“爱情”“浪漫”联系在一起，甚至画上等号，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或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跟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彼此不兼容。爱情到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比如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中“我耕田来，你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所表达、强调的就是跨期互助。只是婚姻这个发明跟迷信相比，不完全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有实在的生理和经济基础，比如性关系、婚后生子等。
一台具体实例来自马克 ·罗森茨魏希（ Mark Rosenzweig）跟合作者的研究，他们讲到一台有意思的现象：在印度农村，父母通常将女儿外嫁很远，尤其是收入低、农业产出不确定性高（即风险大）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让女儿外嫁到远方。为啥会这样呢？他们发现，这些印度家庭主要或是为了降低收入风险。对于农人，收入风险的空间性尤为突出：一村发生灾害，另一村未必同时遭遇同样的灾害；两村间的距离越远，两地降雨量和其他气候指标的相关性就越低，收入相关性也低。这些特征给农民跨地区分散风险提供了机会。可问题是，一方面传统社会没有发达的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越是相距甚远的村庄间，跨期互换的契约风险就越高。所以，就如同汉代中国的“和亲”策略一样， 印度农人在联姻中找到答案：通过女儿远嫁他乡建立跨期交换关系，尤其是女儿越多，可以往不同方向外嫁，以最大化联姻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两位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与远方村庄联姻的家庭受影响较小。婚姻的确可以提升人们的风险应对力，但前提是必须由长辈包办婚姻，年轻人不能有恋爱自由，因为婚姻不只是当事男女的事，两方的直亲和宗亲都在其中有“生老病死”风险保障的利益。
第四章除了讨论婚姻的化险价值，也重点回答了一台核心问题：婚姻关系也是一种人为跨期承诺，是指什么让此契约关系胜过一般契约，并且人类对其的信任程度仅次于血缘关系呢？答案在于各社会都花了大量精力，创新推出了各种针对婚姻的仪式、彩礼和迷信故事，众多伦理规则从多个维度加固婚姻关系，最大化“白头到老”的概率。在中国，儒家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还有女性“守分”“守节”的妇道规则，这些都是礼制三经典 —《仪礼》、《礼记》和《周礼》 —要求妻子遵守的，目的是让妻子不可忘记名分或违背婚约，使跨期承诺无比可靠。当全社会普遍遵守这些虚构故事时，建立于婚姻之上的秩序必然稳固，虽然传统婚姻规则多侧重压制妇女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代价极大，也未必能提高生产率，但换来了人们的生活安全。
➡家秩序的建立与化险性人力资本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只有所谓的“群婚”，也就是没有责任义务约束的松散两性关系，性关系混乱，所以没有“夫妻”“父亲”这样的概念，也难有今天意义上的“家庭”“家族”。到了原始社会晚期，特别是新石器早期，群婚逐步演化成一种多偶的“伙婚”制， 即一台女子对多个男子的“一妻多夫”制，男方对女方的责任义务逐步增多，女方对男方的专有关系时间渐渐加长。那时候，男子开始“从妻居”，在传承上子女不属于父亲世系，而归母系。由于人类发展到那一步还没建立足够的规则秩序（无文明），所以谈不上有牢靠和凝聚力强的家秩序。到了定居农耕时期，社会结构由母系向父系、婚姻关系由“一妻多夫”向“一夫多妻”转变，定居下来的人类由激励推演出规则，不仅将婚姻中的责任义务进一步明晰，而且努力为家秩序添砖加瓦。在中国，这相当于夏商和西周时期，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建立了早期国家形态，另一方面完成了向父系社会的转型，推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父系姓氏，创建了后人所称的“礼制”。
第五章会谈到，在各社会，家秩序的建立时间不同，其发展过程与完善程度各异。以中国为例，虽然《仪礼》、《礼记》和《周礼》等儒家经典是对周朝礼制的总结，说明家秩序近 3000年前就相当发达，但这套体系从孔子、孟子到汉代董仲舒、宋代程颐和朱熹、明代王阳明等，经过历朝历代无数儒家哲人与践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渗透到社会各角落，全面规范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到 19世纪的晚清和 20世纪的民国时期，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已经把每个人，不分男女或是老少，都牢牢地固定在家庭、宗族和社会结构中的一台位置上，终生不变。这样做当然使个人无自由选择、牺牲个体权利，但好处是使家庭内、宗族内甚至社会中的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降低了成员间的交易成本。
当然，这把我们带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儒家花了两千多年持续完善礼制，可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套体系真的有实际贡献吗？第五章和第十章会讲述：在功能上，宗族如同一台“内部金融市场”， 而礼制的目的是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以促成族亲间的风险分摊和资源共享，减少族内交换成本及跨期承诺的不确定性，最终是为了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风险应对力。按照这一逻辑，随着儒家礼制的深化发展，中国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应当逐步提升，暴力逐渐下降，社会秩序持续改善。第五章总结的多项量化历史研究对这些预测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比如儒家文化影响深、宗族发达的时期或地区，人们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强，农民在灾荒时期的暴动频率会更低、 人食人现象也更少，社会秩序井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儒家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增长，儒家影响深的地区，其人口密度更高。这印证了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安”。通过儒家宗族把未来风险规避好了，族人的忧患少了，社会混乱就必然少，此即儒家礼制对文明化的贡献。
第五章我们会讲，儒家追求的是社会和谐稳定、生活安定无忧（低消费风险），希望从图 3的 B点转向 C点，而研读经典和科举体制是实现儒家愿景的具体手段。也就是说，青少年花时间精力精通礼制经典，学会组建家秩序，掌握化解社会风险、生活风险和心理风险的能力，成为和谐社会的工程师，得到的也是“有用知识”，而不是莫基尔教授讲的“无用知识”， 只是文科经典提供的是化险性人力资本，非生产性人力资本。所以，研读文科专业也是投资人力资本。
➡ 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
家秩序是最为持久不衰的人类互助共同体，其次是组织严密的宗教社群，宗教对强化人类生存力也贡献很大。犹太教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6世纪，基督教起始于公元 1世纪，伊斯兰教在公元 7世纪创立，这些一神教和创立于公元前 5世纪的佛教至今还主导世界大多数国家。权威学者爱弥尔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说：“宗教就是一组有关神圣事物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与实践将信众凝聚到一起，组成一台叫‘教会’的排他性道德社群。”家庭和宗族能长久持续，这很好理解，因为它们是基于血缘的共同体，但宗教是超越血缘的，是基于对“道德化神”（moralizing gods）的共同信仰，却也能持续上千年甚至两千多年。国家有兴衰但宗教能永恒，这本身就值得我们研究探讨，更何况如果离开宗教，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文明在过去两千年的演化历程。
那么在实效上，宗教对人类的贡献如何？作用方式又是指什么？前面说过，如果只从劳动生产率指标判断，宗教跟儒家一样，也没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不仅从轴心时代（即公元前 800年至前 200年）直到 18世纪末，全球人均收入基本没变，而且一些基于现代数据的研究还表明， 信教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全要素生产率反而更低。也就是说，宗教甚至对生产率呈负面作用。可是，就如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评估一样，一旦考虑风险化解能力，结论就不同了，因为宗教社群也是一台类似“内部金融市场”的跨期合作互助体，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互助，共同信仰和相关仪式规范成为强化教友间合作的信任基础。基督教的《圣经》讲得就很直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他（神耶和华）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旧约 ·申命记》 7∶11—15）。意思是说，只要你信上帝并坚守教规律例，那么物质短缺、不生不育、疾病缠身这些风险都不会跟你有关。
第六章介绍的实证研究也充分支持这一定位。古罗马公元 165年和 261年两场大瘟疫中基督徒的经历， 以及 19世纪传教士在清朝中国的赈灾救荒，都具体地展示了宗教的化险与救助价值。拉杰夫 ·德赫贾（Rajeev Dehejia）等三位教授利用当代美国的数据， 分析了收入下降对信教家庭与非信教家庭的消费冲击差异，发现：逆境对信教家庭的冲击显著小于对普通家庭的冲击，信教的化险效果明显。一方面，教义可能淡化信徒对物质的追求，所以他们更在乎精神生活，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影响低；另一方面，教会为信徒提供应急救济，就跟中国历史上的佛寺一样，一旦百姓因受灾出现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情况，还能去寺里一避，得一碗粥、一席床，此外就是教友间的风险互助互救。也正是因为宗教可以提升信徒的风险应对力，所以生活风险本来就高的地区的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也多，信教人口占比会更高。20世纪 20年代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扩散也是基于此。
宗教作为有组织的信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晚，但在强化社会秩序、提升化险能力方面贡献突出，并且持续力旺盛。那么，宗教的化险效果是如何取得的，哪些教义、教规和组织技巧发挥了关键作用，背后的逻辑是指什么，以及教派竞争又带来哪些后果，等等，这些都是第六章分析和解答的问题。其中，高频率的祷告仪式、极高的信教成本、清晰的教友边界，都是关键的强化教会凝聚力、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组织方式，帮助减少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风险。虽然宗教在过去未必提高生产率，却通过协助个体化解风险、降低社会暴力，推动了文明化进程。
➡基督教排斥金融及反犹史
既然宗教能起到实质性避险效果，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不同宗教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