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时代 如何重塑孩子的自控力？？

《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这是一个有些容易引起误解的中文标题：读者们容易将其视为一本单纯的家教类畅销书；且乍看之下，它似乎指向一种颇为老套的叙事——我们亟须采取措施将孩子们从电子产品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但对该书的仔细阅读将令读者们摆脱这样的印象。

相较于上述叙事，该书实际以这样一系列问题为线索：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造成上瘾的机制是什么？在怎样的设计模式和使用条件下，电子技术容易令孩子们上瘾并造成危害？而对电子技术的合理运用又如何能有助于孩子品格的发展，进而通往一种美好的生活？

如若把握了上述问题，读者们便能意识到该书提供的不只是“家庭教育”，更关联到一系列由来已久且相当重要的哲学-社会学思考。早在20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就曾担忧文化工业借技术之手对个体的操纵；而在当下，韩炳哲也用“呆视”和“狂看”来形容人们对数字媒体的痴迷。

《屏幕时代，重塑孩子的自控力》作者: [加]希米·康，译者: 张晶，版本:青豆书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3月

以“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姿态面对电子产品

作者希米·康回答上述问题的理论框架以调控人体生命活动的五种神经化学物质为基础。它们是：（1）多巴胺：它由引发即时快感的活动触发，带来瞬时的愉悦；（2）皮质醇：它由带来“危险”或“压力”的活动触发，带来紧张和焦躁；（3）内啡肽：它由专注和对内在目标的持续追求触发，带来安宁和平静；（4）催产素：它由人际间的亲密交往触发，带来安全感和“被爱”的感觉；（5）血清素：它由创造性的活动所触发，带来满足和自豪。

由此不难意识到，“好”的生活便是一种令上述诸种物质达到相对平衡的生活。而过这样一种生活的人也必定从事着所有类型的活动，并具备与这些活动相适配的品质（如友爱、创造力、自控力等）。然而，电子技术的危险恰恰在于，当其以不恰当的方式被设计和使用时，它会破坏上述物质的平衡，进而压抑某些类型的活动并阻碍相应品质的形成。

就设计而言，当代“注意力经济”的兴起使得人们的“屏幕时间”成为宝贵的商品。为了让人们将更多时间交给“屏幕”，许多设计者倾向于让自己的产品提供远超现实世界的即时快感。例如，游戏玩家在“迅速练级”时感到的快意远高于其在现实中“缓慢进步”所带来的成就感；社交软件上“点赞”数字的不断增加也触发了绵延不绝的高峰体验。由此，“高密度”和“高阈值”的多巴胺将使用者“吸附”在屏幕上。

然而，过长的屏幕时间可能带来不容轻忽的恶果。例如，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的“压力”和“焦虑”时常被轻易唤起——当你看到身材窈窕、穿着光鲜、成就出彩的同辈时，你很难不将自己与他们相比较。由此而来的皮质醇飙升令你感到紧张焦虑。当你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他们的样子时，你既失去了对自身“内在目标”的专注，又容易在追求的过程中陷入“过劳”，进而失去了由内啡肽带来的平静和安宁。而当你对这样的状态感到不满时，你不一定能通过创造性的活动和有效的社交来解决问题——它们往往需要一系列来之不易的技能——相比之下，通过电子产品获得更多的“多巴胺”可能更加容易。然而，更容易的不一定更正确，如此一来，你又失去了与催产素相关的友爱体验和与血清素有关的创造性活动，最终陷入到“成瘾”的闭环。

希米·康认为青少年更容易陷入此种闭环。一方面，他们的前额皮质层尚未发育成熟，因而在行动时往往依赖瞬时的感受而缺少长远规划；另一方面，他们的诸多习惯尚未成型，因而容易建立起一种依赖电子产品的“第二天性”。正因如此，希米·康并不主张“技术原罪论”。相反，她将技术的“好”与“坏”锚定于用技术的人——尚未形成良好习惯的个体极易“为物所役”，但若某人已具备了“良好生活”所需的一系列品质，并习惯于上述诸类型的活动，那么他便更可能“物物而不物于物”，即将“技术”作为自己的有效工具。

这样的态度也决定了希米·康对待青少年成瘾的策略。她主张让孩子们较晚接触电子产品，并在父母的监护下使用它们——但此举并非意在“阻断”孩子们与电子产品的联系，而是为他们形成良好的习惯和品质做必要的准备。她提供了“学以成人”的具体方法，并认为电子技术的恰当运用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通过视频会话软件与远方的亲人“云端相聚”无疑是一种触发“催产素”的亲密体验；一些青少年也正是借由电子技术找到了发挥自身创造力的途径……概言之，本书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塑造一个具有“整全”品质的人——这样的人能将电子技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纳入其中，而非令其支配生活。

以“非两极化”的建设性思维重塑伦理生活

上述理论框架和主要论点并不复杂。但在聚焦于相关问题的理论谱系中却颇具独到的穿透力。

就当下有关数字媒介的社会批判理论而言，它们往往带有一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化”色彩。以前文提到的韩炳哲为例，他以如下方式描摹了一幅灰暗的图景：“感知本身呈现出一种‘狂看’的形式，即‘毫无节制的呆视’。它指的是无时间限制地消费视频和电影。人们持续不断地为消费者提供完全符合他们欣赏品位的、讨他们喜欢的电影和连续剧。消费者像牲畜一样，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西。”

相比之下，研究大众传媒与粉丝文化的学者亨利·詹金斯则得出了与之大相径庭的观点。他将粉丝们比作游走在不同文本中的“盗猎者”，他们“盗取”片段与符号，以创造性的方式将其“挪用”和“拼贴”，进而形成自身的“风格”（如若觉得这样的描述有些抽象，不妨想一想流行在B站上的那些剪辑视频）。詹金斯反对将粉丝们视为被“操纵”的客体——哪怕当他们表现出超乎常规的狂热，且明显疏离了现实生活时，詹金斯依然认为对他们的批判会带有“污名化”和“病理化”的风险。

《黑镜》剧照。

诚然，二者都深刻地揭示了部分的事实，但也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与之相比，希米·康采取的是一种“亦此亦彼”的立场：对电子技术和数字媒体的运用既可能指向美好的愿景，又可能滑入低级的形式。重要的是辨明令其造成不同结果的条件，并由我们自己对这些条件加以调控。

不仅在总体立场上，她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也有意避免两极化的思维，例如，她曾区分数字媒体所带来的恶性“压力”和人们在生活中必须经受的良性“挫折”——前者是由被蓄意炮制出的“超真实”（如完美无瑕的网红身材和网红脸）所带来，与他们的比较只会加剧焦虑；而后者则指向人们“跳一跳可以够得着”的目标，通过努力达成这些目标，人们能在取得成就感的同时进一步发掘自身的潜能。

同时，传统的批判理论大多旨在剖析社会中的“结构性因素”，并探究其成因和影响。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路径让它们易于错失一些对普通人更具切身性的问题——作为个体，我们应当怎样在这样的结构中生活。换言之，它们往往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为个体提供伦理生活指南。相较之下，希米·康不仅提供了一种“伦理生活指南”，而且还指向一种颇具亚里士多德色彩的“古典”式伦理生活图景：如果说当代人对道德的探讨侧重于行为的“对”与“错”，而判断“对错”的标准是普遍性的道德原则；那么古典式的伦理学所侧重的并非单个“行动”，而是作为整体的“生活”。它试图刻画出一种“美好生活”所具有的诸种特征，并指明其所要求的品质和活动。很显然，希米·康的论述具有这样的性质。

更重要的是，她利用神经心理学为这幅伦理图景提供了依据。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提炼主要还是基于自己的经验——他观察到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更容易达致幸福；那么希米·康则通过阐明调控人类生活的神经物质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这种前沿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结合恰恰是当代学者所倡导的，如清华大学的李义天教授即认为，揭示美德的心理基础有助于“为伦理的大厦夯实基础”。

最后，该书也<爱尬聊_创建词条>能为人们对诸多当代议题的反思提供启发。例如，书中提到许多旨在挑动“道德愤怒”的言论更容易得到注意，因为它们通过诱导皮质醇的分泌引发了人们的紧张感。而在“注意力经济”成风的当下，这些信息往往会被大量炮制，其后果则是人际间日益加深的敌意和不信任感。这一研究或许意味着，如要在现代社会搭建起一个有效的公共领域，那么以传统的做法单纯捍卫“言论自由”或许已不足够，媒介素养的加强亟须被提上日程。再如，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消费品宣传中，“青年”被美化和褒扬，而“中年”则往往被视为“油腻”和“保守”。这样的取向或许与前文提到的青年人与中年人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关。此种宣传旨在令人们将注重瞬时感受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进而使之更易于被消费主义所“捕获”。

以“贴近生活”的发问引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对于熟悉理论谱系的学者而言，该书所能带来的远多于一本“家教类畅销书”。而对于旨在从中寻求实践指南的普罗大众而言，该书同样不会让他们失望。事实上，该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与现实生活的高度贴近。

在该书的第四章，作者描述了一个名叫扎拉的15岁高中生的例子。她非常优秀，但对社交媒体的运用让她“过劳”：“她原本对自己的球技还很满意，可一上社交媒体，发现一位前队友已经在踢更高级别的比赛了；她原本对自己的辩论表现颇为自豪，但观看YouTube上国际辩论赛的视频，她觉得自己像个业余的”。此外，她还觉得自己有必要“马上回复任何消息”，并“作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响应她所收到的大多数邀请”。因此，她“成就卓著，日程过满，表现出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疲惫。”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描述惊人地适用于我身边的许多高校学子：他们以“追求卓越”为信条，以多线操作为日常，却又很容易看不到自己已取得的成就，而单单聚焦于为数不多的不足。他们非常优秀，却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身心俱疲。

诸如此类的精准描述在本书中数不胜数。我相信，无论是直接因电子产品成瘾而感到困扰的人，还是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感到焦虑、疲惫和不自信的青少年，他们都能在本书中找到对自身之问题的精确刻画。作者擅长于以贴近生活情境的方式引出她所聚焦的问题，进而以一种同情而关切，且不带丝毫说教意味的方式和面临这些问题的读者一同应对。

《黑镜》剧照。

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作者给出的建议丰富多样，且极具可操作性。如在第八章中，她给出了一套“六周六步方案”，以形成健康的电子产品使用习惯：第一周用来“创建动机”，思考自身对科技产品的应用情况及其利弊；第二周用来“准备行动”，思考阻挠改变的潜在障碍和带来改变的可能举措；第三周开始“采取行动”，制定具体可行的目标并付诸行动；第四周以“维持行动”为主题，寻求对自身的激励，避免可能让自己重蹈覆辙的诱因；随即在第五周中控制复发，在第六周复盘过去的努力……不难意识到，这套策略不仅适用于克服电子产品成瘾，也适合于其他需要形成良好习惯的场合。这种切实可行的建议出现在了本书对每个问题的探讨当中。同时，作者还相当贴心地提供了一系列辅助工具：如对关键概念的解释；对核心建议的提炼；实用的心理评估表格等。正因如此，本书的阅读门槛不高，且极具“落地实操”性。

然而，即便该书颇能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需求，但我们仍可指出一些不足之处——与其说这是对该书的“批判”，不如说是提出一些在该书中已被“触及”，但尚未得到解答的悬而未决之问题。

最明显的一点在于，该书诚然对克服青少年成瘾给出了切实可操作的建议，但这些建议的执行往往需要家庭成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例如，父母需要在孩子尚未形成良好习惯时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为子女们打造“使用套餐”，而在玩游戏时也被建议尽量和孩子在一起，并保持即时的沟通。然而，家庭的“弱化”和“解体”恰恰是伴随现代性进程而来的一大趋势：对效率的追逐使人们日渐被“吸附”在工作场所，“过劳”和“疲惫”不仅侵蚀着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年一代，更令“人到中年”的“社畜”们苦不堪言。在此背景下，他们能在家庭中投入多少“情感劳动”来实践这一套建议也就很成问题了。

同时，尽管该书提到了许多软件在设计之初便以“令人成瘾”为目的，但该书更侧重于从个人与家庭的角度探讨应对措施，对怎样规制这些不恰当的设计所言甚少。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我们终日处在上述设计的诱导之下，那么源自家庭的对抗可能会相当无力——尤其当父母们难以拿出足够时间与子女打交道时，和电子产品“相处”可能就成为了孩子们唯一的选择。

概言之，对任何问题的处理实际都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就像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需要与面向个人的“美好生活指南”相结合，希米·康所勾勒出的伦理图景也需要得到社会与公共政策层面的支撑——而这种结合或许恰恰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的议题。

撰文/谢廷玉

校对/刘军